时光飞逝，人生还有多少个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五年为周期。改革开放前称为“五年计划”，改革开放后称为“五年计划”。转眼间，我们已经踏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五”和“四”的“五年”规划。回想前三次航行，我们都经历过波涛汹涌、风雨交加，但最终都没有遇到危险。 “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是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影响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外需大幅衰退的情况下，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主要是房地产和金融业来扩大内需。但最终还是环境危机（PM2.5雾霾）和金融波动（股市）以及2015年的外汇灾难，以及安邦华融等债务集团的动荡。 “十三五”的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更重要的是“十二五”期间要纠正金融和环境问题，即所谓供给侧改革。这段时间，我们遭遇了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开始构建以内需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安全取代发展成为国家意志和时代主题。 “十四五”规划是在千年难关的复杂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根本纠正的形式开启高质量发展、发展转型。有疫情、战争、科技等外部影响，也有房地产调整、地方政府债务、物价低迷等内部因素。我们正在经历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结构历史上的经济衰退。今天，可以说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的内外部形势。 “十五五”规划应采取怎样的顶层设计？既要保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解决当前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规划细节很快就会给出答案。但事实并不是简单的从文本中编织出来的拉拉万。我们需要深刻认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基于此，结合国家将提出的“十五五”规划，我们就可以完整规划我们个人的五年发展规划和财产分配。终究还是那句话：计划很充实，现实很单薄，情比人强。文本01“十五五”发展阶段重要：在“后发展时代”复杂转型中寻求动态平衡 中国目前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可以称之为“后发展时代”：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全球化相互重叠共振，出现各种冲突结构。房地产“漫长告别”后，仍在转型的荒野中奋力寻找新的动力源泉。这个阶段就像一架完成高速飞行的客机。它需要保持稳定，同时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内部动力传递带来的波动，稳定乘客心理，实现惊心动魄的“软着陆”。对于国家规划来说，诗意和距离固然重要，但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有尊严地告别过去”，避免硬着陆带来的社会冲击，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十五五”规划的主要现实主张。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现在面临着从高速增长向质量发展的第三次重大转变。这一变化的复杂性在于，我们不仅要完成发展模式的转变，还要应对全球格局的重组，还要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制度层面存在的制度障碍。解决这些制度问题直接关系到转型的成败。后工业化阶段的挑战尤为严峻。国际经验表明，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顶峰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通过创新技术和品牌建设，成功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20%—25%的合理范围。另一方面，一些拉美国家在工业化结束前过早去工业化，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目前约占其制造业的25%，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共四中全会公报首次用“合理”二字来形容制造业比重。这种表达的背后，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我们需要的是制造业的“升级”，而不是“退出”。这是传统行业的生存之道通过智能化、绿色化、集成化转型，为新兴产业奠定坚实基础。但也不能一味坚持提高工业化水平而忽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内外部矛盾和冲突。后城市化的内涵有待深化。过去四十年的城镇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镇化人口”和“硬件建设”先于“软件支撑”的过程。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左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7%，还有2亿多农民工尚未完全纳入城市。这不仅阻碍了潜在内需的释放，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制度成本。 “十五五”期间城镇化要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从“规模扩张型”转向“结构性”这就要求我们创新城市发展模式，大力建设城市群和都市圈，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真正成为“人”的城镇化。应对后全球化时代需要新智慧。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在深刻调整，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继续推动开放。与“十四五”时期相比，“十五五”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和严峻，这不仅体现在贸易顺差上升上。意识形态和技术封锁的加强，也体现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上。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一步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同时，要深化国内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增强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后发展”阶段的转型不是依次推进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影响城市全球化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而全球化过程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外部环境。多种变换的叠加需要更强大的系统“十五”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思路。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不仅要看到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更要认识到转型带来的巨大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动能快速成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显现。这些都是我们应对转型挑战的有利条件。关键是要把握转型的节奏和强度，要么急功近利，要么错失良机。 02十八大以来三个五年规划主题的演变：从经济主导型到安全主导型螺旋式认识“十五五”规划，必须放在持续不断的发展中“十二五”以来政策演变的全过程，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这种历史和发展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政策取向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可以说是确立人民经济导向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经济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向注重包容共享发展。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的政策目标，并首次将基尼系数作为监测指标，在产业政策方面，赋予服务业更加重要的地位，目标是提高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到2015年提高4个百分点。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对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深刻认识和对社会需求变化的及时应对。然而，这一变革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急剧萎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需要更多依靠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房价过高、杠杆率上升等风险。环境问题的突出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2013年，全国74个主要城市中，只有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雾霾天气频发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关注环境保护。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风险也开始显现。 2015年股市、汇率的异常波动暴露了财务管理的短板。治理方面，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为案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是新发展理念的确立和实践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发展理念的出台，标志着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飞跃。在创新发展方面，研发经费强度从2015年的2%提高到2020年的2.4%，对科技发展的贡献率超过60%。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常住人口城镇化取得新进展城镇化率超过60%，城乡发展协调性进一步提高。绿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单位GDP能耗综合下降13%，地表水有效钾比例提高到80%。但这个时代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2020年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中国率先控制了疫情、复工复产，但全球应对疫情、供应链去风险措施的矛盾以及后续的连锁反应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外部环境偏紧的背景下，对“外循环”的依赖程度有所加强。总价值202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到3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体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十四五”（2021-2025）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发展与安全并重。 “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成为主要关键词，“安全”的地位却没有被提升。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努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科技领域，把“自力更生、科技自强”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基础研究和关键基础技术投入大幅增加。然而，这一时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减脂三道红线，真正的深度调整房地产市场给经济增长和财政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地方债务风险规避和管控大幅增强，需求不足成为突出矛盾。特别是2022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低位运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降，都反映出需求复苏明显低于预期。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与周期因素有关，更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矛盾。纵观三个五年规划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政策主线：从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到注重发展质量，从注重单一经济目标到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注重国内发展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种演化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替换，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变革。每个时期的政策重点都是根据发展阶段和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而形成的，既有延续性，又有变化。 “十五五”规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既要继承“十四五”确立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又要应对新阶段出现的新挑战新问题。尤其是在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时，需要找到最佳平衡点。过多安全会导致效率损失，忽视安全则会带来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设计上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协调性。 03“十五五”规划的现实障碍、主要矛盾与价值取向：在破坏与建立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1、现实障碍：深度变革时代的多重压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以概括为“多重压力”的深化和复杂化。这些压力既有周期性、结构性因素，也有非预期的外部冲击和深层次的体制病，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十五五”需要解决的难题。一是供需失衡加深。这不仅体现在传统的毛顺差上，还体现在供需的结构性错配上。一方面，过度依赖传统产业的问题众所周知，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与供给还存在较大差距。人们的期望。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供需失衡从拉拉商品延伸到了要素领域。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和技术工人的短缺是相辅相成的。资金“从实体资金转向虚拟资金”的现象尚未扭转。造成供需严重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层面看，要素导向配置改革尚未全面落实，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仍存在体制障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从供给侧看，创新能力和保障不足是重要制约因素。虽然我国总体研发投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其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投入与研发投入仍居世界前列。后续产出仍然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从需求端看，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提高。高房价时期，住宅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房价快速下跌损害居民资产负债表。每一次的涨跌都极大地挤压了消费能力。深层次原因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基本分配中劳动工资过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关爱力度加大等，阻碍了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二是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存在关联性。这个问题在规划第15年尤为突出。虽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经过多年的管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时间。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较大且易燃，化解隐性债务的压力仍未消除。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速放缓、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进一步加大的偿债压力。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面临挑战，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仍不容忽视。从制度上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并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税收来源，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此次财政制度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债务风险。将财政和货币风险联系起来可能“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加大力度。一方面，财政收支压力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导至金融体系。例如，平台公司的债务违约会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化解最终可能需要金融资源的支持，产生风险的循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不仅要通过债务重组、期限互换等缓解短期压力，完善地方税制等措施建立长效机制，更关键的是要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推动金融落实民生。三是长期改道造成的深层次经济损失。当前物价水平继续低位运行，CPI同比涨幅继续向0轴附近游走，PPI同比长期负增长。这种通缩压力不仅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意愿，还可能加剧债务负担，构成“债务循环”。当前的通缩压力是由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共同造成的。从周期角度看，直接原因是总需求恢复低于预期。从结构性角度来看，侧面改革短期内可能会减少过度破坏，但长期来看，合并后的规模和集中度优势也可能通过成本传导对价格产生下行压力。应对通缩压力需要精准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要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畅通传导机制，促进融资成本企稳和下降。财政政策要发挥逆周期作用，刺激经济增长通过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更重要的是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内需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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